首页 | 我的文章 | 成长日记 | 游记 | 留言 | 早教总结 | 童趣口述 | 自写作文 | 快乐学习 | 自学 | 妈妈文章 | 成长周记 | 外公回忆录 | 写作辅导 | 发表文章 | 获奖 | 外公谈教育

《天算人算》回忆录封面


 

                                                                                                                                                                                                                                                                                                       

        ——回忆我的人生路

                                                               

                                 

 

 

发布于2012年09月28日 10:32 | 评论数(18) 阅读数(1204) 外公回忆录

《天算人算》回忆录前言


 

前言

 

    20111111完成回忆录初稿(18章,大约3万字)后,用邮件发给黄鼎新,并写了个短信:

    据初中同学黄鼎新来电,说起他们在筹办初中同学毕业50周年纪念活动,时间是在201256月,地点在崇明县崇东初级中学。活动内容:准备出版一本同学联系册,内容是每个人的简介、照片和联系方式;另外邀请4个同学写回忆录,除了民营企业家倪思礼外,我也算是一个。开始,我婉言推辞,但再三邀请后,恭敬不如从命,试着写了起来。前后大约半年,算是交卷了,是否合格,请老同学评头品足。

    20111112,初中老同学张少坤发来了短信:

 

大作拜读,受益匪浅。看似平实的叙述,娓娓道来。在每个章节的结尾都能有颇具哲理的点题之笔。尤其是冥冥中……虽然不是刻意……这样的句式。你在计算机领域的成就使人艳羡。

    我也是被安排写回忆录的四分之一,已完成初稿。无独有偶,我们都引用了托·富勒的名言,倒有同曲异工之妙。

    你替女儿洗尿片治好了冻疮,而我替女儿洗尿片服待月子婆治好了神经衰弱。哈哈,真是冥冥中有种力量让你操劳,并让你受益,虽然不是刻意操劳。

 

    老同学的短信给了我很大的鼓励。

    春节后,收到黄鼎新转来的,他的表哥、资深编辑龚九峰兄写自201215的信函:

 

    你的学友沈惠德先生所写的《天算人算》回忆录,读后回味无穷。这是一本颇有出版价值的读物。在此说点个人感觉。

    本书有两大特点。特色之一,作者在书写成长过程中,脉络清楚,叙事风趣,饶有兴味。他在人生的起伏中,始终迈开大步勇往直前。关键在于善于把握时机,刻苦攀升。百尺竿头,总能更上一层。给读者的启示是积极的。就是做人要有志向,要做人杰。(宋代杰出的女词人李清照写道: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不能枉自小觑自己。

    总而言之,留给读者的深刻印象是务必勤奋好学,利用自身优势发挥长处。务必有勇有谋,扬长避短,不断创新,与时俱进。

    特色之二,是在对孩子的家庭教育上独具风格。培养和造就人才从童年抓起。以抓女儿和外孙女的童年教育为例都取得无可争辩的成功,绝不是偶然的。而是从实践的认知中,得到了理论上的认知,可以加以规范,传承推广,其中有共性(普遍性),也有个性(特殊性)。之所以获得成功,很不容易,往往要付出高昂的代价。有时离不开因人施教,有时离不开呕心沥血。一般来说,在教育孩子上,痛下决心抱持之以恒、循循善诱的态度,十之八九会成功。

    由于童年教育涉及千家万户,量大面广,所以关心的人特别多。古人说,自古英雄出少年。说明少年时期是个变化多端的可塑性最强的年代,应予重视。

    再说,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说明青春年华值得关注,一生中的定位要素就在此时。因此,建议本书的十五到十八章最好扩充内容,增加事例。例如,增加儿歌,增加作文等,让众多的家长读者多多看到童教的方法和效果,以便更能起到举一反三、触类旁通的作用。何况本书文字流畅,极富人情味。重要处语重心长,十分难得。故认为本书可能成为闻名遐迩的畅销书。以上管见,仅供参考,未必中肯。

 

    看了信函,非常感动。与九峰兄素未谋面,而费了他很多的功夫仔细阅读我的拙作,指出了稿件中的多处错别字。信函中评价如此之高,实在不敢当;中肯的建议,非常到位。思考良久,决定听取九峰兄的建议,对初稿加以补充和完善:

    增加3个章节:“从政记”、“写‘书’记”和“兼职记”,插在13章“搬家记”之后;同时增加了2个附录:《小作家沈罟成长记》和《学龄前创作105篇》。

附录《小作家沈罟成长记》写于1991年,与女儿沈罟合写。稿件中一半文章是女儿16岁前写,而且多数是发表在报刊杂志上的;我写的一半文章是根据女儿的每篇文章,进行回顾性的家教总结。通过15篇文章和14篇家教总结,基本上可以看出女儿成为小作家的过程,仅供家长们参考。

    附录《学龄前创作105篇》其实也是一本家教总结,署名为:吴沉渔(昵称小鱼儿)童趣口述、沈惠德(小鱼儿外公)灵感记录。这里是外孙女从25个月起至7岁上小学前,外公早教时她口头编的儿歌、小故事和笑话的记录,共105篇。同时每篇还有附注,记录了当时编儿歌,或讲故事时的情况,体现孩子的灵感和童趣,也供家长们思考。

    在这里,要特别感谢上海裕生企业发展有限公司及其董事长倪思礼老同学的鼎力相助!感谢黄鼎新、张少坤和所有老同学们的帮助!感谢九峰兄的辛勤编辑和热情鼓励!

 

 

发布于2012年09月28日 10:30 | 评论数(12) 阅读数(1589) 外公回忆录

《天算人算》回忆录第1章——被上学


 

 

有次到南通开会,期间游南通狼山寺。狼山寺有幅对联很有意思:

“江束四围圆,潮平两岸阔。”因为是草书,“束”初看像“东”字。但从对联的含义上看来,“江束”比“江东”要好,长江口是长江的结束。

我喜欢游览时作诗,遥望“两岸阔”的长江口,作小诗一首:

自幼江中长,

居住江南岸,

江北今日游,

一生与水伴。

记得在大学读书时,有人问我:“你家住在江南,还是江北?”我说:“既不是江北,也不是江南。”讲得大家一头雾水。我笑着说:“因为我的家乡崇明岛,在长江口,因此是在江中。”

 

一. 被上学

 

    1947614,农历四月二十六日,我诞生在崇明岛东南江边的一个小镇——协隆镇东市稍,取名“永飞”。

    崇明岛,南北较短,东西狭长。在岛上有两个协隆镇,分别坐落在东西部。解放前,东部的协隆镇比较有名,有“金‘协隆镇’银‘八滧(也是一个小镇)’”的美名。协隆镇的东边一公里处,有条奚家港大河,河口是个有名的渔港,因此协隆镇的早市很热闹。

    协隆镇,东西向排列,街道南北各有一排房屋。镇的南面有条南横河,河水向东一直流到奚家港,向西流到八滧河。八滧是一条南北向的河,与南横河交界处,有个小镇,名八滧镇,简称“八滧”,它也是“金协隆镇银八滧”美名中的一个小镇。以前,我一直认为“金协隆镇”这样的美名,得益于奚家港渔港的兴旺。后来遇到住在崇明中北部汲浜乡的一个亲戚时,才知道不尽然。亲戚说:“我有个妹妹嫁到协隆镇,媒人说,协隆镇有‘活水’,是个好地方,不像我们这里终年用的都是‘死水’。”我忽然明白“金协隆镇”的缘由了。

    我家处在协隆镇的东市稍,也就是镇的最东头。没有早市,也没有小店。房子是在街北边一个宅院:5间朝南屋,3间朝东屋、3间朝西屋、3间西厢屋(面朝东、在朝南屋的西边)、3间西南厢屋(面朝南、朝东屋西面、西厢屋南面)。宅院由三姓人家组成:沈、黄和邱家。朝南屋的中间一间,是堂屋,里面悬挂一幅匾,有乾隆皇帝的题词:“年高德劭”。西南厢屋的中间一间,称为“才华厅”。听祖母说,那间“才华厅”是县老爷等官宦视察时休息的地方,难怪门窗都是镂空雕花的。还听祖母说:“祖上是书香人家,家里有个砚台,长一尺半,宽一尺,厚半尺多。”但到我们祖父辈,已经败落了。

 

                       在协隆镇东市梢“才华厅”宅基上翻造过的老家

 

    镇上比较有钱的人家,姓陶、倪和宋。协隆镇是个外出人口较多的小镇,俗称“跑光协隆镇”,留下的是老少和妇女。出去的途径有三类:读书、经商和当兵。

    宅院的东、西两边各有一条南北向的沟,俗称“东民沟”、“西民沟”。崇明岛这个地方以水为命,长江发源于青海,过岷山、经四川、湖北、江西等地,由江苏入海。全长九千余里,沿途夹带大量泥沙,到了下游与海水相遇,流速减弱,泥沙沉淀,所以江陵以东,沙洲极多,而在江海相交的地方就有了崇明岛。到唐初设镇,崇明岛才算正式定形。 因此岛上河流纵横,而河流的命名极有规则:南北向最大的河流,称为“滧”、“港”或“漂”,如“八滧”、“七滧”、“奚家港”、“花漂”等,宽810多米;南北向小的河流称为“民沟”,宽23;东西向的河流称为“河”,最大的“南横引河”是大跃进年代人工挖掘的,宽20来米,横贯崇明岛。协隆镇南面的是“南横河”,较小,宽5左右;还有的宅院后有人工挖掘的椭圆形水域,称为“宅沟”,临近我们西宅的后面就有宅沟,它与我们的西民沟相通,也能进活水的。所谓“活水”,就是潮水能够自由进出的水。

    西民沟,是我们淘米洗菜的地方,西民沟较宽,有5左右。沟边有一长长的花岗岩伸向沟中央,在石板上洗刷很方便。沿着西民沟往北,有一个尼姑庵。早年一排朝东屋,很高大,大厅里有不少菩萨。屋檐下有铜铃,随风发出“叮叮当当”的响声。

    东民沟的东边,有我家一块自留地,种了不少蔬菜。街的对面是我祖母的2间屋,隔壁有个门厅,经过门厅,是宋家的院落,3间朝东屋和2间朝北屋。院落里有一棵栀子花,开花时香气飘出院落,街上都能闻到。

    听我妈妈说,我开口说的第一句话是:“芋艿、山芋”,可能是从小吃芋艿和山芋多的缘故,后来一生都喜欢吃芋艿和山芋。儿时记得最好吃是街上现做现卖的炊饼,又香又脆,以后再也没有吃到过如此美味的炊饼了。为我理发的是一个扬州师傅,每次理发总要把我厚厚的头发削薄一点,因为我的头发又密又黑。

    长大点,喜欢跟着大人到南面的沙滩去玩。所谓沙滩,其实要翻过几个围垦滩涂的大堤,才能到江边的沙滩上。沙滩上有芦苇、水草、水塘、不规则的小河。水塘里有小蟹、小鱼和跳跳鱼。水草丛里有不少鸟类。有一次,有个叔叔抓到一只小鸟送给我,我真开心!于是,我想削块树枝,把栓小鸟的绳子的另一头栓在树枝上。结果,在砍树枝时不小心,把左脚的大拇指的指甲砍掉了一大块。因而,左脚大拇指一直就畸形的。

我有一个哥哥和三个妹妹,长大后分别在浏河镇、南京和上海工作,老家的房子只是在逢年过节时短暂住住。

 

 

父母养育了我们,2012年相聚在南京

 

    儿时光屁股的小伙伴有两个:小王元和丫郎,大家常常一起去割羊草,喂家里养的小山羊。每人割了一篮羊草后,一起玩“丢刀”的游戏。游戏规则是这样的:在地上划一个圆圈,圈内每人放一把刚才割来的草;然后望后退78,划一条线。三个人轮流站在线上,拿割草的刀往堆上草的圆圈里扔。谁的刀扔中圆圈,谁就赢了,圆圈里的草就归获胜者。丫郎输的次数较多,有时蓝里的草输掉不少,为了回家能交差,只好把草抖抖松,看上去还是一篮草。

    妈妈常常对我说的一句话是:读不好书,只能拿锄头柄。说话时指指在田头辛苦劳作的弯腰曲背的农民。因此,56岁时,我就认了不少字。离正常上学年龄前一年的夏天,协隆小学老师招生经过我家,我躺在小床的草席上。我妈妈对老师说:“我儿子很聪明,可以上学了。”老师看了看我,说:“怎么这么小?”一听老师说我长得小,马上从床上跳起来,站直了,说:“我识了很多字了,让我上学吧!”老师问:“你认识你的名字、认识你爸爸妈妈的名字吗?”“认识!”我大声地回答。老师说:“过两天你到学校来,你能找到你爸爸妈妈和你的名字,就让你读书。”

    过了两天,妈妈带我到了学校。妈妈不识字,我走到一张大字报的地方,一眼就看到爸爸妈妈的名字(沈友祥和倪兴郎)和我的学名,对着老师指了指。老师看我指对了地方,点了点头,就让我报了名。说来也很奇怪,老师从来就没有问过我“几岁?”自说自话地认为我已经8岁(7足岁)了,其实,我小了一岁。按现在的话来说,我是“被上学的。”但是,谁也没有想到,正是提前一年的“被上学”,后来我成为“文化大革命”前的最后一届大学生,我真幸运!

 

    由于提前一年的“被上学”,结果成为文化大革命前最后一届大学生。我同龄的伙伴们,成了“老三届”的第一届,上山下乡。这一年之差,差别可大。

俗话说,人算不如天算,冥冥中,人算在起作用,虽然不是刻意在算。

 

 

 

发布于2012年09月28日 10:25 | 评论数(15) 阅读数(1546) 外公回忆录

《天算人算》回忆录第2章——长江边


 

二. 长江边

   

上小学,爸爸妈妈给我起了个学名:沈惠德,一直用到现在。我有个同父异母的哥哥,名沈惠明,可能宅院堂屋里匾上有“年高德劭”的缘故,选用了个“德”字。那年是1953年。

上小学的第一天,拿到了语文课本。第一课是:

“开学了,我们上学了!”那时,我们学的还是繁体字。                          

回家后,我把这8个字,用钉子刻划在灶间的墙上。这八个字一直保留到文化大革命后翻造房子时。

    协隆小学坐落在协隆镇的西头,花漂河的西边。听说协隆小学早年是陶家创办的,也就是后来教我们书的陶治功老师家。小学有一个操场,围墙是竹子编成的,由石条柱子固定。操场上有时候会放电影,虽然是黑白电影,但我们小孩也难得看到。记得有次看电影时因为去得晚了,站在后面,人矮看不到前面的屏幕,于是爬上篱笆围墙的石柱上。一会儿,有个巡逻的门卫爷爷走过来,说:“你是不是没买票爬进来的?”我马上跳下石柱,连忙说:“不是的,因为我人矮,看不见屏幕,才爬上石柱看的。”老爷爷看我说得诚恳,就说:“那你当心点,不要摔下来。”于是我又重新爬上石柱看了起来。

    小学同学,能记住的有:黄鼎新、朱启芳、朱启珍、龚志明、施召能、施惠康和施凤俊等。施凤俊在沈阳,龚志明先是在新疆,后来跟老婆到了四川,其他的都在崇明。

    我爸爸那时在上海的一家建筑公司干活,妈妈在家务农。妈妈是个能干的人,从小也要我做事。小的时候跟妈妈到田头,拔草、摘棉花,我的手脚蛮快的。五、六年级的时候,是大跃进的年代,我们小学生也要参加,甚至晚上住在学校里。有一次,不知为什么,在一个当作住房的大教室里,就剩下我和朱正坤两人。小朱把所有人的被子(每人带来一条)叠在一起,然后就跳进被子里,整个人都陷进去了。

    大跃进是个疯狂的年代,什么“人有多大胆,田有多大产”,把其他田里的谷子装袋拿到这块田里,于是就有亩产2000斤、3000斤的示范田,这样的造假还美名“放卫星”。那时,为了高产,发明了深挖地的办法,说是地挖得越深,地就越肥沃,于是真的掘地三尺。多嘴多舌的我们小朱同学,不知道哪里听来的,居然说“深挖三丈,只收一两!”老师知道后被严厉批评:“小小年纪,居然敢于与‘大跃进’唱反调。哪里听来的?要好好查查!”

    吃饭大家都到大食堂,食堂前面的旗杆上升小红旗了,就可以去吃饭。“放开肚皮吃饭”是当时的一句口号。田里干活数人头,出工不出力,农作物的产量就可想而知了。弄得粮食减产、柴草缺乏。于是妈妈带我到江边去拣柴草,一般在天还没亮摸黑到堤岸,乘潮水涌上堤岸时,浮在潮头上的水草用钉耙耙下,然后把水草铺在堤岸上让太阳晒。看看晨光差不多了匆匆赶回家,扒上几口饭就去上学。下午放学后,再到堤岸上,捆好两捆水草用扁担挑回家。幼小的肩膀,挑着两捆水草,经常穿梭在江边到协隆镇东市稍的家里。拣水草的江边,就是现在长江隧桥的桥墩边。

                                      外孙女在建造中的长江大桥上

 

    我家翻造过的房子还在,就离长江大桥100,我们同一个村的一半人家早就拆迁,成为大桥引桥所在地。被拆迁的地方,原来是个大宅院,有很多房子,是两大家族:施家和顾家。那个宅院,还有个不太为人知的名字:“奚角落”,可能是奚家港的角落旁的意思。

    长江边的记忆,难以忘记的是“海坍”。崇明一句俗话:“火烧一半、海坍精光”。海坍会把田地、房屋全部坍掉,一无所有。不知什么原因,可能是潮流的关系,原来从我家里到江边,最多时有五道围堤,到后来只剩最后一道大堤。海坍很凶,一个浪头涌上来,会让圆桌大的一块土随着浪头卷走。后来政府重视,运来一船船大量的石头,沉入靠大堤的江水里,筑起一条条石埂、并在大堤上铺上水泥板,终于挡住了海坍、保住了协隆镇、也保住了我家。

    有了石埂,我们在石埂的石缝里钓海鳗鱼、站在石埂上戏水。退朝后的沙滩上,常常去摸蟹抓鱼。有一次,我在一个小水潭里抓到78条鱼。回家时正好亲奶奶来我家,亲奶奶吃着孙子抓的鱼,美的合不拢嘴。我爸沈友祥,原姓郭,因家里穷,招女婿进沈家的,因此我有两个奶奶。

    长江边,是孩提时的乐地。站在江堤上,十里青山远,潮平路带沙延绵无际的芦苇荡,郁郁葱葱,天际一抹灰蓝。江中水牛嬉戏,天上白鹭飞翔,海风中夹杂着淡淡的青草味。真美!

 

 

                          作者和夫人回崇明

 

    不知是刻苦、聪明,还是我不识字的母亲说的“读不好书,只能拿锄头柄”的话在激励着我,我的成绩很好,不怎么费力,就考取了初中。通常说,一个人工作前有三个“龙门”要跳:考初中、考高中、考大学。我跳过了第一次“龙门”。

    俗话说,不识字要识时务,冥冥中,识时务者为俊杰,虽然不是刻意在识时务。

 

 

 

发布于2012年09月28日 10:16 | 评论数(14) 阅读数(1545) 外公回忆录

《天算人算》回忆录第3章——“棋”当“菜”


 

三. “棋”当 “菜

   

小学考初中,那时没像现在这么重视,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不知不觉中,我就考上了初中,一所位于陈家镇的崇东初级中学。

崇东初级中学的历史大概是:1942年,张紫璠先生在牛棚镇开办了一所私立弘道小学,19432月又设立初中补习班,招收初一新生,次年又添置校舍,改初中补习班为私立弘道初级中学。
   1945
年,陈家镇完小校长张鼎臣,鉴于东乡(东久乡)子弟大多数小学毕业生升学为难,也开办了初中补习班。
   1945
年秋,牛棚镇私立弘道初级中学与陈家镇初中补习班经协商后合并,筹建一所完善的初中,定名为崇明县私立陈家镇初级中学,选任张紫璠先生为校长,胡天才先生为教导主任。
   1947
6月,根据崇明县政府令:(一)按规定:私立中学不得以地名为校名,该陈家镇系地名,自不得用作校名,应饬改名。因而,又重新更改校名申报备案。是年721日,崇明县政府令陈家镇初中校董会:该校名准予改称崇明县私立弘道初级中学……”。自此,崇明县私立弘道初级中学一直沿用到19568月。
   1956
8月,本县的私立学校转制为公办学校,学校即改名为崇明县崇东初级中学,成为一所公立学校,校长为胡天才先生。
    
崇东初级中学创建于19432月,19477月正式备案。1991年教育局基建工场在建立校舍档案时,在校史简况一栏中,工场人员填写了崇东初级中学创建1946。之后在历次填写报表时,都把学校创建日期填写为“194610,即以此为计至今也有整六十多个春秋了

 张紫璠、胡天才先生等有识之士为使东乡贫困子弟就近上初中求学,在学校创办初期历经艰难。关于当时的办学宗旨,张紫璠先生在为创建私立陈家镇初级中学向江苏省教育厅立案呈文中说:我四区僻处崇东,幅员辽阔,地瘠民贫,教育事业素称落后,一般小学毕业生,因就近无深造场所,大部分均为环境所困,彷徨歧途,最近各乡中心国民学校积极筹备,则将来之小学毕业生势必继长续增,以是初中设立实为事实上所迫切需要,紫璠等有鉴于此,乃有创建崇东私立陈家镇初中之决意,先是民国三十二年夏,为救济失学子弟并抵抗敌伪毒化教育起见,分别设立私立弘道初中暨陈家镇初中补习班,两校相距十里,各有学生七八十名……,去年秋,暴敌屈膝,天日重光,紫璠等在政府教育第一呼声之下,纠集同志协商,将两校合并,筹备创建完善之初中,定名为崇明县私立陈家镇初级中学学校,校址在四区首冲陈家镇河南。
   
陈家镇,是崇明岛上几个大镇之一,现在能够排列在城桥镇、堡镇镇之后。陈家镇位于我家北稍偏东,在岛的东部,离开岛东端——闻名海内外的东滩候鸟湿地,只有78里路。崇明岛有20个行政乡镇,东部有陈家镇乡和裕安乡,崇东初中是东部这两个乡合有的一所初中。

                          作者和夫人在崇明东滩

崇东初中位于陈家镇的中部、街的南面。学校有3个门:西门、东门和南门。学校的西面有一条南北向的民沟,沟上有个坝,坝上开了一扇大门,门口挂了块学校的牌子:崇明县崇东初级中学。这扇大门是学校的正门。学校东门,紧挨着镇上的闹市区,上街买东西比较方便。南门在操场南端、食堂的旁边,是我上下学常走的校门,因为我家在学校的南端。

因为每天要步行78里路,所以,每天天还没亮,妈妈就点上一盏煤油灯,到厨房间给我烧早饭和准备带到学校去的午饭。我家住房在朝南屋的最西端一间,而厨房间在西南厢屋的西边一间屋,俗称“跑灶间”,即住房和灶间不是紧挨着的。我们住房门口与朝东屋墙头间有条走廊,西厢屋朝东门前与我家住房间有个封闭的小院。上灶间要通过走廊经过西厢屋前的小院,然后进入西南厢屋的西间厨房。西厢屋里住着个寡妇,她中年丧夫,丈夫是我的堂叔。妈妈是个怕夜、怕鬼的人,每天都是硬挺着去灶间烧饭。

早饭烧好后,妈妈叫我起床。那时没有闹钟,妈妈都是根据公鸡啼叫和天色亮暗来估计时间的。早饭吃好,带上盒饭和菜,提着个竹篮就去上学了。那时,我们没有书包,课本、作业本和钢笔就放在竹篮里,饭盒也放在竹篮里,读书就像去集市赶集。

为了减少路上的寂寞,通常约好几个人一起走。经常一起走的是施召能和施惠康,上学时路过他们家的门口。初中时期是1959年至1962年,正是我国自然灾害最严重时期。口粮定量很少,通常都不够吃。我们又处在生长发育时期,妈妈自己省吃俭用,尽量能让我吃得多一点。我记得米饭是很少吃的,而把米磨成米粉,烧成米粉糊,里边加入野菜充饥。由于早上步行78里路,走到学校,早晨吃的饭早就消化掉了。所以到上午两节课课间休息时,拿起本该中午吃的盒饭吃了起来。

一般到中午吃饭时,饭盒里饭菜所剩无几了。于是,我就和同学拿起象棋,在桌子两旁一坐,一边吃剩下的饭菜,一边下棋。下棋出神了,也不觉得饭菜少,也不觉得吃不饱。有时移一个’炮”或“马”时,往往用吃饭的筷子去夹棋子。弄不好还会把棋子往口中塞,筷子上夹的不是棋子,而当成是饭菜了。真是搞笑!

生活是艰辛的,但学习是快乐的。我人长得矮小,初中的同学给我取的绰号是“哈巴狗”。这个绰号只有我班少数人这样叫我,不过也不怪同学,我一直到高三,课堂里的座位始终是第一排。虽然人不高,但我的成绩很好。是班级的中队长,同时又是学校大队部的大队委员。

 

 

                            初中老同学重逢于上海裕生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崇东初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我校的男子篮球队,球打得好,人又长得帅。看他们与部队战士打篮球,是一种美的享受。尤其是有人左边上篮,左手运球,左手勾手投篮,往往还能投中,几乎无人能防守住他!

初中我们有四个班级,分别以甲乙丙丁区分,我在丙班。我们和丁班的教室是最南端,紧靠操场,这两间教室是学校最好的两间。

陈家镇的北边是一条贯通崇明岛东西的公路,公路往东跨过奚家港,有一条公路桥。公路桥附近有解放军驻军部队。读书时最大的一个新闻,说的是有一年冬天,有一对情侣在公路桥上驻足停留,依靠在桥的栏杆上看手表。不知什么原因,手表掉入水中。那时的一块表,还是很贵的。这件事传到部队驻地,走来了一位解放军战士,脱下衣服,潜入冰冷的水中,把手表打捞上来。惊叹之余,更多的是崇敬!

 

由于我的学习成绩一直比较好,担任班级的少先队中队长,兼学校大队委员。所以,我一直开玩笑说:“我有五条‘杠杠’,大队委员3条“杠杠”加中队长2条‘杠杠’。”考高中,也没什么紧张,考取高中也在情理之中。

俗话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穷则思变,冥冥中,“穷”在起作用,虽然不是刻意要穷。

 

 

 

 

 

发布于2012年09月27日 21:35 | 评论数(4) 阅读数(1092) 外公回忆录

《天算人算》回忆录第4章——考什么


 

四. 考什么

   

高中是大公中学,它是一所既有初中又有高中的学校,像这样的中学在当时的崇明县共有5所:比较好的是崇明中学和民本中学,但离家比较远。当年,家长认为能够考上高中已经是很好的了,没有还要选择名校什么的。

虽说是最近的一所学校,但离家也要有10多里路的距离,走的话至少要1个半小时。学校在隔壁一个乡——汲浜乡的汲浜镇上,开始我住在外婆家,外婆家离学校近得多,走路只需要40分钟。外婆对我很好,为我烧饭,还要准备中午的午饭。后来妈妈为我买了一辆自行车,就不住在外婆家。那时,有自行车的同学是不多的。当然,也可以住宿在学校,但一般农家的孩子,是舍不得花住宿的钱的。

初中同班同学一起考上大公中学的有张顺康、彭育芳、黄雅莲、刘慕群。崇东初中其他班级考取大公中学的还有:李元凯、施彦成、施增发、朱启芳、张振华、彭显超、黄公元、董耀宗、李元芳、施志英、樊志文等。

 

                     

                             邀请高中同学到上海南汇的滴水湖旁相聚

 

高中阶段,有很多有趣的事。比如同学周礼诠起早在麦田里晨读,听到老师的脚步声,趴在麦田里不敢出声。篮球李元凯等打得好、乒乓球董耀宗打得漂亮。高考前,很多人都紧张地复习迎考,而董耀宗、黄公元、龚良友和我溜出校园去看越剧。

高中三年,陈兵一老师给我的印象最深。虽然我的数理化和英语成绩很好,但语文,特别是作文常常写得好,在班级里作为范文读出来表扬。因此在填写高考志愿时,陈老师建议我填报复旦大学中文系。但是我想:作为农村的孩子考取大学是第一目标,为了求稳考理工类的较好,因为我的数理化(我是解析几何的课代表,常常考100分)和英语成绩好,这些课程要取得好成绩比较有把握。而考中文系,一篇作文是关键的,而作文的批分,老师的评价会有较大的分歧,弄得不好,自以为写得好,可能得个低分就可惜了。

最后,我填报了南京大学天文系作为第一志愿。这是我的人生第一次决策,是自己的决策!最后如愿了。这个志愿是这样考虑的:对天文系是好奇,毕业后可进天文台,属于科学院的,当年对科研是比较期望的工作;南京有个亲戚,我的妹妹也在南京。当年我爸爸要我考医科类大学,希望我以后当医生。他说:“医生是金饭碗。”但我害怕开刀,害怕见到流血不止。

考取南京大学天文系,是大公中学的第一位,也是至今唯一一位天文系的学生。教导主任张关根很高兴,为母校争了光。后来我知道,我平均考了80多分,这个分数远远高于上海的交通大学录取分数线。因为天文专业,全国只有南京大学和北京大学有,所以取分线就高。

高考后,还到学校参加劳动。记得好像是为造房,整理拆下的旧墙砖,和我一起劳动的有龚克英等女同学。龚克英,原来是1964届的,比我高一届,因为高考体检时查出肺结核而休学的。她家住在公路旁的中兴镇,有一次我为外婆到中兴镇购物,看到她站在小店前。那时只知道她是上一届的,没想到后来到我们班级里来了。她的成绩很好,尤其是数理化和英语,但作文写不好。后来经常探讨算术题的解题方法等,接触多起来。拿到录取通知书后,我和她以及考取复旦大学的董耀宗一起乘船去上海。可是,那天因风大轮船停航,只得提着行李箱回家。我随着董耀宗乘车返回,晚上在他家过的。第二天,大家一起乘船到上海,他们分别到交大和复旦报到,我再乘火车到南京大学报到。

 

考取大学,实现了爸爸妈妈的期望。村里有了第一个大学生,也为村里争了光。考取大学,这是人生的一大转折。

俗话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冥冥中,人越走越高,虽然不是刻意在攀登。

 

 

 

发布于2012年09月26日 18:04 | 评论数(4) 阅读数(1671) 外公回忆录

《天算人算》回忆录第5章——学什么


 

五. 学什么

 

    南京大学曾经是金陵女子大学,民国时期是中央大学,坐落在南京市中心——鼓楼的旁边。校园四周四条马路分别是:北京西路、山西路、珠江路和中山北路。校园的中间还有一条东西向的小马路,把校园隔成二部分:北区是教学区,南区是生活区。我们天文系的男生住在四号宿舍,女生住在八号宿舍。

    宿舍住下后,离开学还有两天,我就去找我的妹妹。我有三个妹妹,南京的妹妹是二妹妹,她四岁时被远房的一个亲戚领养。养父是解放军的军官,养母长得漂亮,照片上的她很像50年代的电影明星,因身体不太好,在家不工作。我按地址找到湖南路,门口有解放军站岗,原来妹妹家住在解放军部队的宿舍。站岗的解放军问我找谁?我说:“龚爱芳。”但把“龚”读成了“jiong,崇明话的读音。解放军说:“没有这个人。”不让我进去。我仔细看了看纸条上的地址,肯定地说:“我的亲戚肯定住在里边,让我进去找吧!”解放军硬是不让,并说:“我们这里只有gong爱芳,没有jiong爱芳。”这时,我恍然大悟,原来我的普通话发音不正。说明了情况后,我就到了妹妹家。

    第二天,早到的几个同学一起去爬中山陵。从小到大没有见过山的我,爬山是既好奇,又很累。同学周雄和我们走散了,结果走到了古城墙的一个有铁丝网地方,被解放军盘问,因为那里是军事管制区。

    天文系学制是五年,按照教学安排,前三年基本上与数学系的课程差不多,以数学为主,教师也是数学系派来的老师。《天文学教程》,是一门唯一与天文有关的课。这本教材是系主任戴文赛编写的,戴文赛当时是国内天文界三大巨头之一。

    天文系和数学系的教师办公楼紧挨在一起的,是在大操场的西边,有个独立的园区。天文系办公楼很有特色,因为楼顶有几个圆顶。圆顶房里有望远镜,用来观察星星月亮的。

    第一学期转眼过去了,大多数同学回家过年。尽管很想回家过年,但因为要节约路费,没有回崇明家里。没有回家的同学大约56个,其中有如东县的周雄、山东的彭桂梅和连云港的陆荣云。春节前,男生周雄的妈妈来学校看望儿子,住宿在女生彭桂梅和陆荣云的宿舍里。彭桂梅问我:“我们怎么称呼周雄的妈妈?”我说:“周雄妈妈说的话是我们老家崇明话,按我们老家的习惯,叔母称呼是‘妈妈’,母亲称呼‘姆妈’。”彭桂梅急着说:“那怎么可能,叫‘妈妈’变成是周雄的女朋友了。按我们山东应该叫‘大娘’。”陆荣云说:“不行的,按我们家乡的习惯,‘大娘’是大媳妇。”三个人一筹莫展,真是好玩!我们国家太大了,各地的风俗习惯大相径庭。

                    

                                             邀请大学同学到上海相聚

 

    平静的校园学习,很快被五一六通知打破了。 19665426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会议于516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指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大、中学校的学生率先起来造修正主义的反。在很短的时间里,由学生成立的红卫兵组织蜂拥而起,到处揪斗学校领导和教师,一些党政机关受到冲击。这场运动很快从党内推向社会,社会动乱开始出现。

    红卫兵运动最初是破除四旧(即所谓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随后发展为抄家、打人、砸物。无数优秀的文化典籍被付之一炬,大量国家文物遭受洗劫,许多知识分子、民主人士和干部遭到批斗。记得当时天文系主任戴文赛、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都遭到挂牌批斗。

    课停了,书不读了。成天写大字报、看大字报、印传单、发传单、辩论、游行……直到后来大串连。红卫兵在19668月以后进行了大串联。毛泽东支持串联活动。从8181126,毛泽东先后8次在北京接见全国各地来京的1300万师生和红卫兵。

全国停课、停产串联的人数以千万计。9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肯定了全国性的大串连。

    交通大学的龚克英串联得比较早,她和张梅瑾一起来到南京,住在我们学校,一起玩了几天,然后她们乘船到武汉。我到上海去的时候,也到上海交通大学去玩,到了龚克英的宿舍小坐。她的好朋友陈卓然(小广东)、丁福梅与她同一个宿舍。从此以后,我与龚克英常有通讯来往。

    1967年的夏天,我和班里的同学郑宏春、徐兆和陈文秀一起乘火车到北京。疯狂的年代,乘火车不要钱,车上红卫兵挤得过道里都是人,上厕所要从座椅靠背上跨过去。上车时没有座位,只得躺在座位下面。那时,从南京到北京火车开了20多个小时。从来没有乘过那么长路程的火车,下车后感觉大地在抖动,好像人还在火车上一样“晃荡、晃荡”。下车后我们一起乘公交车到中国农业大学,寻到我的高中同学俞焕新,四个人就住了下来。躺在宿舍的床上,床好像在抖动,好像还在火车上。吃饭时,我要了一个窝窝头,原以为玉米做的好吃,谁知道硬邦邦的太难吃了。

郑宏春去寻找在农大的高中同学,也找到了,是个女同学。时隔38年的2005年,大学同学一起到芜湖聚会,郑宏春夫妇俩一起敬我酒,说:“你是我们的大媒人,大串联到农大开始,我们认识并开始通信,后来结为夫妇。”

我在大学做的好事,被同学记住,我是早已忘掉了。比如时隔30年的大学同学第一次聚会,在南京紫金山天文台。同学彭桂梅说起,有一年春节前,她的父亲上集市时一袋面粉被人偷了,没面粉,年也没法过了。那时粮票是非常紧张的,我送了30斤全国粮票,让她们过了年。她们一直记着。

到了北京,毛主席接见了我们,在天安门广场。人山人海,广场上很热,不少体弱的女同学昏倒被人用手托着,从人头顶上托出去。在北京,还去了故宫和长城。

从北京返回,没回南京,而是直接去了杭州。游览了美丽的西湖,印象最深的是,漂亮的公园都不收门票。

大串联中,我还徒步从南京走到上海,沿着铁路。走得最多的一天,是从安亭一直走到上海市区。

大学期间,我还生了一场病——浸润性肺结核。这是在1968年第二次体检时发现的,我就被隔离在校园卫生室的病房里。我在翻看病历时,突然看到在学校第一次体检时的记录上,也有浸润性肺结核的结论。居然没有人发现?如果那时被发现,可能被休学了,命运也可能大不一样。

同一病房住着四个人,三个上海市的,另俩位,一位家住在宝山顾村,我们后来到他家里去玩,挺远的,那时交通不便;另一位是大名鼎鼎的温元凯,他是一位传奇名人。

全国人民知道温元凯,是在“六四事件”,那时他是中国科技大学的量子化学系主任,因为支持动乱的学生而受到批判,被迫到了美国华尔街。他改行涉足金融证券,居然从化学家转变成为经济学家,后来回国在北京开了家咨询公司。

我到病房前,没有和他说过话,但知道他其人。我是天文系一年级的学生,他是化学系大三的学生。1966年初,他因为通过多次化学实验,修改了化学教科书上某一公式里的一个系数而出了名。当时匡亚明校长树立他为全校学习标兵,他的事迹、学习笔记等,在校园广播站楼上展览,让学生们轮流去参观。温元凯同学确实聪明,他把门捷列夫元素周期表从二维的设计成螺旋式立体的等等。

在病房住了半年左右,天天吃雷米封,效果不错,很快病灶区形成了钙化点。病友温元凯成为了好朋友,虽然后来毕业他先随1969届离开了学校,但命运还是把我们连在一起。他分配在连云港,体检复查发现肺结核没有治愈,被退回学校。他回上海家里休养,但他的粮油关系仍在南京大学。于是每月我代他领了粮油票寄到上海。

文化大革命,南大师生形成了两派:南大八·二七、红色造反队。我们班级里大多数人是八·二七的,我、许建国、张益平、胡梅芳和钱谷凤等经常在一起活动。只有徐兆、陈文秀等少数几个是红色造反队的。班级里,两派不很对立,我是班里的副班长,分管日常生活等小事情,大家跟我都很好。许建国还托我向班里的一个女同学求爱,那个女同学婉言说:“我已经有男朋友了。”谁知许建国是只“潜力股”,现在是上市公司“信雅达”的副董事长,身价几千万。

1969年,受林彪副主席的指示,我们南大的学生紧急拉练,步行到溧阳。我是先遣部队,先到驻地,为大家准备饭菜。当我熟练地切黄瓜时,老乡们问我:“你是南大食堂里做的吗?”我笑了笑,点点头。从小就干活,切菜之类的事真是“小菜一碟”。我们天文系的师生都被安排住在农民家里。

 

 

    大学同学与南京大学党委韩星臣书记在芜湖(当年韩老师和我们也在溧阳锻炼)

 

我和许建国同住一家,男主人有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我们住的村庄里,大多数村民是湖南移民,非常好客、热情。溧阳人有个非常奇特的风俗,成年男人在水田里干活时,上身赤膊,下身穿两片白布,白布的两侧有带子打个结,就算是短裤了。当时我们开玩笑说:“这样的短裤,有几个优点:制作方便、蹲下时方便、洗涤方便,还凉快!”

在溧阳农村时,我单独回过南京一次,是因为我的女朋友龚克英从上海来南京,商量毕业分配时怎么办?到哪里去?

1970年毕业分配前,我很忙,代表系里出差到上海,住在外滩的北京饭店一个多月。北京饭店的菜肴很好,尤其是早餐的点心,一个月里几乎没有重复过。系里的领导当时是工宣队,他们知道我的女朋友是上海交通大学的,就说:“你尽管出差,只要你知道了你的女朋友分配在哪里,我们尽量也把你分配过去。”

后来,我知道龚克英留在上海,分配在中华造船厂。可是,天文系的分配方案中没有上海名额,只有临近上海的苏州和浙江海宁。而苏州只有1个名额,但有一个苏州女同学,我就让她去苏州,我就到了浙江海宁。

所有去浙江的学生,首先到中国人民解放军6293部队的丹阳湖农场锻炼。丹阳湖位于安徽省当涂县博望镇南部,与石臼湖相通,东南角为江苏高淳。

 

                          

                                 天文系成立60周年部分大学同学到母校相聚

 

 

由于文化大革命,虽然课本知识学的少了,但社会经历增加不少,组织能力得到提升、表达能力也有改善。小时候因为我害羞很内向,姨父常常批评我。通过文化大革命,“情商”提高不少,这是人生经历中的一份财富。

俗话说,祸兮福所倚,冥冥中,祸福在转变,虽然不是刻意要祸。

 

 

发布于2012年09月26日 17:20 | 评论数(4) 阅读数(1129) 外公回忆录

《天算人算》回忆录第6章——当班长


 

六. 当班长

 

到丹阳湖农场,我被分在学三连一排二班,担任班长。非常凑巧的是,好朋友温元凯也分在学三连,他在二排三班,担任三班班长。他是68届的,因肺结核跟69届一起毕业分配,而69届和70届一起毕业分配,所以和我一起分配。分配在部队锻炼的还有好朋友许建国。

学三连的连长、指导员和排长,是由部队派来的现役军人。连长性格开放,作风刚硬,动作迅捷;指导员文质彬彬,温文儒雅,是个浙江人,他作报告时,说了一首浙江民谣:“夫妻对面坐,脚踩暖烘炉,青菜炖豆腐,皇帝不如我。”我记得很牢。

学三连,2个排是男生排,1个排是女生排。开始到农场时,菜肴很差,几乎天天冬瓜,红烧冬瓜、白炖冬瓜。后来我们自己种了蔬菜后,才有所改观。米饭倒是蛮好吃的,丹阳湖农场盛产水稻,大米的品种很糯。我们每天几乎都到稻田里劳动,在水稻收割和水稻种植时,每天从天蒙蒙亮下田,一直干到太阳下山,天黑才返回营房。我们说:“从鸡叫,做到鬼叫。”

由于劳动量大,饭量也大了很多。由于菜里的油水比较少,饭量更大,像我一顿饭,要吃1斤多米的饭。当然,自己种出来的新米饭真好吃,吃得自然也多了。我们吃饭,一个班在一起吃,没有桌子、凳子,就在操场上,一班人围成一个圆圈,中间一大盆菜。每人一个菜碗,由值日生分菜;一个饭碗,自己到饭桶里盛饭。菜是限量的,饭随便吃。

男生的饭量大,女生的饭量也大。记得有一次吃肉包子,平均每人吃了12两面粉的包子,当然可能难得吃到肉包子,也是原因之一。

部队时,除了劳动锻炼外,部队队列操练、生活住宿要求等纪律很严。比如,每人的床铺,被子要折叠得方方正正,像块豆腐干,一个班,一排被子要在一条直线上。牙刷杯子放齐、牙刷柄斜向同一个方向……晚上紧急集合,要快速穿好衣服、打好背包、插上一双鞋子。我们训练到8分钟,全连在操场上排好队。有一次紧急集合拉练,因为天黑,后面的人紧跟着前面的人,他直走,你也直走;他左转,你也左转;前面的人右转,你也跟着右转。否则就会掉队。营地外的水稻田兜了一圈,回到操场,每班清点人数。谁知我们二班少了一个人。大家急了,我让大家回忆,前面、后面有没有谁掉队了?大家回忆后都报告,没人掉队!有人提议,是不是到宿舍里看看,那也只能这样了。最后居然在宿舍里,发现一个人,他还在睡觉。原来,紧急集合号,他没有听到,所以,我们辛苦地跑了一圈,他在美美地做梦。事后被连长狠狠地批评一顿,是难免了。

温元凯被指导员也批评过,因为熄灯后他在被窝里开着手电筒看书。有个上海来的男生,家里给他寄来了巧克力,被批评是小资产阶级生活。那个年代,还是文化大革命阶段,宁左不右。

林彪外逃坠机死在蒙古,震惊全世界。我们连队也行动起来,要大家清理有关林彪的书籍、语录、照片、邮票等。我们都很听话的,我把几枚林彪的邮票扔到了厕所里。如果留到现在,价值不菲。

劳动除了农活外,冬天还要兴修水利,挖河筑堤。河水已经结冰,把水抽干后,赤脚下河挖泥,刚开始时刺骨的寒冷。筑堤,实际上是给堤岸斜坡上加固石头。大家从船上把石头抬下来,砌在堤岸的斜坡上。石头很大,每块都在100多斤以上。抬了石头 ,从船上抬下,要走跳板,对我们学生来说,难度很大。一天下来,精疲力竭。

连续不断的劳动,大家的衣服基本上都很旧,甚至是穿补丁的衣服,裤腰上系根稻草绳子。有一次,我们有个学生外出购买日用品回农场,被哨兵拒绝进入。看到他穿得破旧,认为是当地的老乡,而不是学生。部队每天都有哨兵值班的,整个农场有总哨兵站,每个连有连部哨兵岗。连部的哨兵岗,我们轮流站岗,每2小时换岗一次,24小时从不间断,晚上一般有男生站岗,白天有女生站岗。

熬到1972年初,部队的锻炼终于结束了。黝黑的皮肤,穿着劳动锻炼时的旧衣服回到上海,龚克英简直认不出我了。回崇明家里过了年,我就到海宁县教育局报到。

 

部队锻炼了一年半,虽然苦了点,但对日后的生活、工作影响也很大。准时、干练、整洁、统筹等作风,潜移默化地渗透在大小事情中。

俗话说,不怕少年苦,只怕老来穷,冥冥中,“少年苦”会珍惜“后来福”,虽然不是刻意要苦。

 

 

 

发布于2012年09月26日 16:26 | 评论数(4) 阅读数(1565) 外公回忆录

《天算人算》回忆录第7章——教语文


 

七. 教语文

 

海宁县位于杭嘉湖平原,上海和杭州的沪杭铁路的中间。县城在硖石,是文化名人徐志摩的老家所在地。同时到海宁县教育局报到的有不少同学,其中我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的女生顾雅艳,被分配在硖石镇东山东面的狮岭中学。学校旁边有一座小山,这座小山远看像一头蹲着的狮子,故名狮岭。从硖石火车站到学校,步行要1个小时。

学校需要一个语文老师和一个数学老师。虽然数学是我的特长,但要显示“绅士”风度,我就让顾雅艳任数学老师,我将就着当语文老师。好在我对文学也是爱好的,作文也好,高中语文陈兵一老师还建议我考复旦大学中文系呢。于是像模像样地当上了语文老师,讲授课文的中心思想、分段、段落大意、字、词、句。

狮岭中学实际上是个戴帽子中学,即小学加个初一班级的学校。校舍是个大宅院,院中央是个操场,四面的房子是教室。门口有幢二层的楼房,老师的宿舍在二楼,木结构的房间。我住的房间,听说以前有个老师曾经自杀在这里。因为我不信神,所以不害怕。楼上住的老师有沈纪文、吴六五、李老师,同来的顾老师住在隔壁。还有一些本地的老师,住在附近的家里,早出晚归。

因为学校的老师配备不多,在学校里,我除了上语文课外,还上过工基(工业基础)课和体育课。工基课按课本讲讲,没什么问题。体育课,真是赶鸭子上架,自己在中学里体育成绩老是不及格。我只能把部队训练的一套,立正、稍息、向左转、向右转、向后转、向右看齐、向左看齐、齐步走等等训练训练,其余的就让学生玩球。

1972920,龚克英和我一起到狮岭乡民政部门,领了结婚证,第二天就到杭州旅游结婚。

在狮岭中学平时休息时,就到学校附近的小镇上兜兜。小镇是乡政府所在地,那里有个上海人,在电话机房工作。她叫毛桂芳,大家都叫她阿毛。同乡,平时就多走动。她有一个好朋友,叫阿玉,是个小学老师。通过阿毛,我也认识了阿玉。阿玉的老公叫方明耀,在硖石镇气象站工作。硖石气象站,有3名工作人员,21女。从阿玉那里知道,气象站的女同志因为要回家生养孩子,气象站缺人。于是我找到县农业局的郭科长,表示我想去气象站工作。老郭一看我的简历,毕业于南京大学天文系,马上就同意了。

一般人,都把天文看作是气象。其实天文与气象,是两个不同的专业。气象研究的是地球表面80公里范围内大气的变化;而天文是80公里以外天体的变化。在南京大学里,既有天文系,又有气象系。而在古代,只有天文,气象包含在天文里。比如,诸葛亮很聪明,上知天文、下知地理。那时的天文,是包含气象的,诸葛亮草船借箭,他就知道那晚要刮东风。还比如,上海外滩的天文台,其实是个挂风向标、风力级数的一个塔,跟气象有关。当海上的船只,如果看到塔上高挂了要刮大风的球时,及时返航,确保平安。而真正的天文台在徐家汇,属于中国科学院的。上海天文台的一个观察站,在松江的佘山。

由于天文和气象的混淆,我就混进了硖石气象站。由此从十里路的乡下,走进了县城——硖石镇。

 

如果当时蒙头在狮岭中学教书,不善于交际,不交朋友,那么就不会认识阿毛、阿玉、方明耀,就进不了气象站、到不了硖石镇,也不会有下面的故事。

俗话说,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冥冥中,朋友在起作用,虽然交友不是刻意求人。

 

 

发布于2012年09月26日 15:46 | 评论数(4) 阅读数(1522) 外公回忆录

《天算人算》回忆录第8章——气象站


 

八. 气象站

 

硖石气象站在硖石镇的西南角,属于县级气象站,办公室只有一间房,观察站离办公室20米的西南面。宿舍在办公室的东面、朝北的半间房,进宿舍门要从办公室的后面走过去。

气象站工作主要有三个方面:气象观察、天气预报和每月编制观察数据报表。气象观察每天三次:8点、14点和20点;天气预报每天也是三次:7点、11点和17点。值班是从早上6点到晚上9点,三次观察和三次预报都由一个人承担。气象站里总共三个人,所以三天轮到一次值班。

先从观察学起,每次记录百叶箱温度、湿度、地面温度、气压、风力、风向、云的种类(高、中、低三类十种);换温度自动记录仪和压力自动记录仪的纸;如果下雨的话,测量雨量;观察并记录云的种类。除了云的观察外,一个星期下来,已经能够独立值班了。

    云分低云、中云和高云种类。低云种类 包括层积云、层云、雨层云、积云、积雨云五属()中云种类包括高层云、高积云;高云种类包括卷云、卷层云、卷积云三属()。学了一个月,基本上也能独立观察了。

天气预报是提供给县广播站,向全县广播。说起天气预报真好玩,我第一天值班,老同志方明耀就让我做。他说,早晨起来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的浙江气象台的天气预报和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上海气象台的天气预报,然后出门看看当地天气,早晨的天气预报就做好了。基本上与省台或上海台的差不多,因为海宁地处上海和杭州的中间,天气也就相似的。中午和晚上的天气预报,也是这样做的。

气象站我们有句自嘲的话:东张西望观察员、胡说八道预报员、乱七八糟画图员(在地图上画气温、气压线)。到每月的月初,做月报表,将上个月观察的数据按统一的表格,汇总统计,然后上报给地区气象台。2个月,气象站的工作基本上胜任了。

19731125,我们的女儿在海宁诞生了。临产前一个多月,龚克英就来到海宁。海宁的物产比较丰富,比上海要好。当年我从海宁到上海,带很多农产品、水产品;从上海回海宁则带肥皂、洗衣粉等日用品,这就是当年的城乡差别。

女儿诞生在硖石工农兵医院,那里我有一个朋友认识的医生,朋友叫沈一印,她是个教师,在狮岭乡教书,我在狮岭中学教书的时候就认识了她,称她为大姐。到了硖石后,我常常到她父母亲家里玩。她父亲叫沈红茶,是个老国画家,很早就到上海开画展。据他说,当年在画展上,看画展的唐云还是个189岁的青年唐云(1910—1993), 自幼酷爱书画,十七岁前主要临摹古代名画,后来唐云成为上海画院的院长。可见沈红茶国画的功底,可惜后来被打成历史反革命,他就出不了名。我很喜欢沈红茶的画,我结婚时他送我2幅画:一幅牡丹花,题跋“花团锦簇金边涌,繁华年年第一香。七七,红茶。”那年老画家已经77岁;另一幅是竹石图,应我请求而作,我题了一首小诗:“克俭披绿衣,英姿花莫及。喜作磐石侣,竹挺飓风泣。”这首诗的每一句第一个字连起来是:“克英喜竹”,是送给夫人龚克英的。这两幅画一直挂在我们的房间里。

       

                                  老画家沈红茶先生送的画

 

女儿出生不是很顺利,大姐与她朋友商量,尽量不做剖腹产。后来,不得已用了产钳,前面一个医生固定产钳,后面一个医生拉前面一个医生,女儿终于诞生了。刚出来时面色发紫,头发乌黑。医生马上清理女儿口中的液体,“哇!”的哭声让我紧张了2天的身心放松了。

女儿出生,丈母娘从崇明赶到海宁硖石镇,帮我照料夫人月子和婴幼儿。夫人有六个弟弟,因此丈母娘家务很重,两个星期后就回崇明中兴镇老家了。岳父母多子多福,是个和睦的大家庭。

 

 

                                   岳母一家拍摄于2010年的全家福

 

从此,我一边工作,一边照料母女俩。没有煤气灶,用煤饼炉。房间里没有自来水,早晨买了菜,到办公室前水斗里洗好,再提水烧饭菜。天冷了,尿布还是在附近的水沟里洗的。说来也怪,以前每年手上都生冻疮,自从洗过尿布后,手上不生冻疮了,可能是尿液和冷水刺激皮肤的作用。

产假过后,女儿就跟妈妈到上海,我母亲到上海帮忙带小孩。夫人既要上班,又要照料女儿,很辛苦。断奶后把女儿放在崇明她的舅妈家,夫人自小也是在舅妈家长大,有感情。所以,女儿小时候上海、崇明和海宁三地来来去去,语言也是杂七杂八的,有一次她说:“唔要‘切’‘粑粑’。”其中,“唔”是海宁话的“我”,“切”是上海话的“吃”,“粑粑”是崇明话的“糕团”。

由于硖石镇的发展,气象站观察场周围的房屋多了起来,不符合观察场周围要开阔的要求。于是,新的观察场往西迁移到一里路的农场里。新的办公楼和宿舍造了,半年后就搬迁过去。我分配在二楼的一个房间,20多平方米,后间住宿,前间烧饭吃饭,条件改善了。办公室也在二楼,观察场就在楼下。

女儿18个月后,我就把她带在我的身边。早晨,女儿还没醒时,我骑车到街上买菜。如果她醒了我还没回宿舍,女儿自己穿衣坐在床上看书。她把衣服里边朝上,衣领放在身前,然后翻过来被在肩上,再穿衣袖,从小就很聪明、能干。好在吃住和工作都在一个院子里,工作和带孩子两不误。但遇到局里开会就比较麻烦,只能将女儿托给气象站门口的一个老妈妈代管一下。气象站方明耀家有两个女孩,大的方红比我女儿大几岁,小的方怡比我女儿小一岁。小的虽然小点,但蛮凶,有次把女儿咬了。多数的时候还是在一起玩,院子里没有其他孩子。

女儿取名“沈罟”,沈,古代沈、沉不分;罟,是网的意思;沈罟即为“沉网”,取“二天打渔三天晒网”的反义,即勤捕鱼,多捕鱼。女儿写的《我的名字》一文,就说到关于名字的很多趣事。女儿随我身边,有比较多的时间进行早期教育。那时,我看到一篇报告文学,报道中国科技大学少年大学生的成长经历,多数学生的家里重视早期教育。当时幼儿读物比较少,我用毛主席诗词作为教材,先教了汉语拼音,再在诗词上注上拼音,让女儿读,多读几遍,就背出来了,字也识了。这样,一直把30多篇毛主席诗词都背出来。用这样的方法,学龄前识字近2000个。

因为我要值班,有时候也顾不上女儿,她就自顾自地玩。有次,她把家里的布鞋、皮鞋、拖鞋,统统泡在一个水缸里,用刷子刷过后,凉在栏杆上。说是帮我做事了,真是哭笑不得。有次,看到楼下小花园里的菊花被人采了,就用一张白纸,写上“不许菜花”四个大字,挂在菊花梗上。虽然写了错别字,但用意大家明白的。还有次,我到电影院对面的老叶家有要事等老叶。傍晚了,天黑了,结果女儿让气象站附近的一个叔叔,一起到老叶家找到我。看到女儿那么小、那么懂事,我的眼泪不由自主的掉了下来。女儿写的《我的童年》就记录了当年的一些往事、趣事。

在海宁硖石的5年多里,还有一项重要的事情,就是想方设法调回上海工作。分居两地,家庭负担太重,孩子成长也有影响。那时要调进上海工作比登天还难,原则上调出一个,才能调进一个,换句话说,要自己找到对调对象。有一次,我们一家三口到镇上的电影院看电影。由于影院推迟一小时放映,回去再来不合算,就在影院门口带着女儿玩。女儿从小喜欢唱唱跳跳,一个人担当几个角色:报幕员、独唱演员、舞蹈演员、诗歌朗诵演员等等。正在一个人唱唱跳跳的时候,影院一个工作人员老叶问我们:“你们是从上海来的吗?”我回答:“我是在这里工作的,她们两人来这里度假的。”“不想调回上海?”“想啊,找不到对调对象。”“我的舅佬要从上海调回海宁硖石也调不回来。”一听这话,我们就详细询问,原来与他舅佬对调的女同志,带一个孩子,也就是说调进上海2个人,调出上海1个人,所以被搁着。后来我和他舅佬对调,于是分别打报告给海宁县组织部和上海中华造船厂组织部。为了与组织部的负责人联系沟通,我学抽香烟。我想,敬一支烟,至少能谈一会话。否则说“没空”,连一句话也说不上。于是花了1年左右的时间,终于在1978年底,调进上海工作。香烟没上瘾,因为不管什么烟,到我嘴里都是苦的。

 

在海宁硖石镇的日子里,业余时间都花在女儿的早期教育上。我研读了师范大学编写的《学前教育》和《儿童心理学》等书籍,自创了一套以识字为主,算术和拼音为副的早期教育方法,效果不错。

母亲经常说:“好的只要一个。”虽然国家政策我们是可以生养2个孩子的,但我们只要了一个孩子,这算是我们刻意的。

 

 

 

发布于2012年09月26日 15:43 | 评论数(4) 阅读数(1295) 外公回忆录

    1 2 3 4 5     尾页  页码:1/5


版权所有 © 2018 Ci123.com 儿童博客 向育儿网举报 网络110报警服务